交通肇事救助后又消極逃避處罰的定性
稿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發布時間:2019-09-26 14:05:37

黃 健 劉興元

被告人呂某駕駛重型半掛車行駛至某路口時,與王某駕駛的小轎車相撞,造成王某重傷、小轎車乘坐人周某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經交警部門認定,呂某負該事故的主要責任。事發后,呂某主動將王某、周某送至醫院后無故離開。后呂某到交警部門接受詢問。一個月后本案定性為刑事案件,呂某經公安機關通知拒不到案,后在家被抓獲歸案。呂某被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公訴到人民法院后,針對呂某在救助傷者后又消極逃避刑事處罰的行為是否屬于“交通肇事逃逸”的加重處罰情節,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呂某該類情形屬在未報案的情況下將傷者送至醫院后,又拒絕到案配合辦案機關,構成交通肇事逃逸情節。第二種觀點認為,呂某該情形屬積極救助傷者且曾主動接受辦案機關詢問,其不構成交通肇事逃逸。

筆者認為,判斷“交通肇事逃逸”情形的主要依據應為是否積極履行了救助義務。對“交通肇事逃逸”設置加重處罰情節,存在“逃避法律追究說”和“逃避救助說”兩種論斷依據。從法益?;そ嵌榷?,交通肇事且業已出現被害者受傷的危急情況時,交通肇事者就負有積極救助的作為義務。此時,該肇事者是救助被害者的第一責任人。刑罰中對“逃逸”情形加重處罰的社會價值在于,交通肇事者一旦不履行救助義務便會增加傷者的傷亡風險,并由此加劇或擴大既有的被害者人身法益侵害程度,在量刑上有必要加以區分。進而言之,“交通肇事逃逸”之核心本質應當在于“逃避救助”。本案中,呂某將被害者送至醫院搶救,已經降低了其人身損害擴大的風險,實際上已履行了救助義務。其未報案而送醫離開及后續的行為不應抵消這一積極救助的表現。

當積極實施救助與逃避法律追究的價值產生沖突時應當合理取舍。司法實踐中如果兩者價值取向存在沖突,筆者認為應優先取第一價值取向,即人的人身權益乃至生命,始終要處于第一順位。就如媒體報道過的出租車司機因載急病患者送醫而選擇連闖紅燈,后被有關部門不認為違章不予行政處罰的價值觀一致。同時對比故意殺人、搶劫等更為嚴重的犯罪行為,刑罰均未將犯罪后“逃逸”作為量刑加重情節。反觀之,如涉嫌交通肇事犯罪的行為人在交通事故發生后的其他時間、地點選擇隱匿逃逸,因不存在事故現場亟須刑法?;さ謀緩θ朔ㄒ?,故也就不存在認定此后續行為屬“逃逸”情形的必要性。本案被告人呂某的行為表現即為如此。司法實踐中還不能忽略的是,如果單純將“逃避法律追究”作為“逃逸”認定標準,則肇事者留在現場報警并主動接受警方處理就成了法定義務,肇事者或者說犯罪嫌疑人在現場如實供述事發過程,認定為自首就存在一定困難。而對比更為嚴重的刑事暴力犯罪,此種行為便可以認定為自首表現。即刑罰的罪刑責相適應原則應當得到公平合理的貫徹實施。

綜上,對于交通肇事是否屬逃逸情形應綜合多種情節及法理予以判定。對于被告人呂某行為的量刑處罰,其事后又逃避辦案機關辦案,拒不接受刑事處理的行為表現,可作為量刑的考慮因素,而不應與“逃逸”加重情節相混淆。

(作者單位:河南省桐柏縣人民法院)

(責任編輯: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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