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徽州“息訟合約”文化現象及影響
稿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發布時間:2019-09-26 15:39:11

鄭 剛   

明清時期的徽州訟事中,有一種現象比較普遍,鄉賢里老調處民間糾紛中往往習慣于在第三方的見證或參與下,通過當事人訂立“息訟合約”而定分止爭。

明正德十年(1515年),安徽省祁門縣十五都唐常與本都村民鄭孟高因地界發生爭議,雙方皆稱買受同一塊山地。雙方親鄰胡中桀等獲悉后實地勘查,因“無簿冊可據”經過胡中桀等村鄰們勸諭說合,雙方“情愿憑中勸諭,自相含忍,不愿紊繁并訂立文約,埋石為界,各守管業”。和息文約中言明:“如違,聽遵守人赍文告理,并罰銀30兩入官公用?!保ā睹髑寤罩蕕拿竇渚婪準捌浣餼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韓秀桃著,第52頁)

值得研究的是,這種“息訟合約”即使官府作了“縣判”也發揮著作用。明嘉靖三十年,徽州府受理了謝和與邵明兩家家祖為土地租賃和租金給付發生的糾紛。這場糾紛歷經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正統元年(1435年)、成化六年(1470年)以及嘉靖元年(1521年)和嘉靖十七年(1538年),一直到了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長達109年,其間,嘉靖十七年兩家四次訂立租約和合同,但糾紛仍未解決。

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謝和與邵明兩家再次發生爭訟,而且“扛訟不息”,官司一直打到徽州府,徽州府下判,“于明名下追出租銀三兩六錢給付謝和收領,仍判謝和將前項山地照舊租于明等經管”,并“今蒙取供,將明等問擬罪犯”。

可是,謝邵兩家并未執行徽州府的判決,在中見人(居中為雙方作見證的人)和勸諭老人的見證下訂立合約,約定雙方仍按照嘉靖十七年租約執行,“其余屋地、山業、木植,俱照原立合同界至畝步管業。二家子孫永為遵守,毋許變異,增減租銀爭訟。謝家子孫亦不許入山砍竹,生情侵害。二各如違,并聽陳告受罪,甘罰白銀二十兩公用無詞?!保ㄍ?,第112至114頁)

民間社會重視契約的傳統源遠流長,漢代便有“民有私約如律令”的思想傳播,隋唐時期形成“官有政法,民從私約”的文化習俗。這種“民從私約”解紛習俗在明清時期“聚族而居”的徽州宗族社會十分盛行。一方面,明洪武年間推崇《教民榜文》等,徽州族人的法律意識增強。另一方面,徽州自宋開始有著“民習律令,性喜訟”的社會習俗,加之明中葉后,徽州社會文化經濟繁榮發展促使訴訟現象勃發,徽州宗族為強化對族人和鄉村社會管理秩序的鞏固,編撰譜牒、制定族規家法來維系宗族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維護宗族財產權益和經濟利益。同時,為填補官府管控處置大量民間糾紛力量不足的空白,通過訂立各種合約并直接參與糾紛化解。由此,內容豐富、種類繁多的民間合約成為古徽州宗族處理紛爭中慣用而有效的方式,在徽州鄉村治理中占據了獨特地位,形成了徽州訟事中特有的“息訟合約”文化現象。

徽州訟事“息訟合約”文化現象探源

“息訟合約”文化現象的普及源于徽州契約文化的發展。早期徽州契約主要涉及田地交易和林木經營,這跟徽州山多林茂、田土貧乏的自然環境有關。

早在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為減少、消除民間的田宅爭訟,朝廷曾制定“標準契約”樣文予以推廣。北宋中后期,為確保田產交易稅的征收,增加地方官府財政收入,官方又采取了出賣官版契紙措施并加蓋官印。蓋有官印的契約,又稱“紅契”或“赤契”。凡沒有官印的契約為“白契”,官府不予認可。

到了明清時期,徽州契約文書的行文格式與內容基本沿襲宋代,但已不見“奉父親或母親指令”等用語。契約中的土地也不再分為上、中、下等級,而是注明地號。這一時期的官府文書如契尾、稅票、推單、執業單的使用,與民間的契約文書相結合,使得契約的形式更加完善。

南宋后,徽州契約和文字憑據的運用十分廣泛,不僅限于田地業和林木業交易、典當和租賃?!斗旨已聳欏貳堆蔚浜賢泛汀蹲庖槲腦肌返群賢氖楸缺冉允?。立祠修譜、祭祀尊祖、祠產管理和慈善活動,以及佃仆租佃和私人交往甚至山林管理、糾紛調處等也常用契約文據加以規范。

與土地買賣契約相比,徽州“息訟合約”內容包括十個方面:其一,立契人姓名即“立約人”或“立合同人”。其二,立約原因與事由,即糾紛前因后果的概括以及過錯責任。其三,事發經過,此為息訟合約的獨特內容,重點是敘述糾紛的真正原因和過程。其四,事主告官意愿和理虧方的要求和解表示。合約中常見有“經官理治”和“自知理虧”等字樣,為和解息訟作了鋪墊。其五,里甲、族親和里長老人的調停。此為解紛關鍵,有的契約將此人員列為中見人。其六,立契人不愿經官申明和毀約懲罰。契約中常見“不愿紊繁”“不愿經官”和“如違,聽主遞官理治無詞”“甘罰銀若干兩入官公用”等內容,并注明“今恐無憑,立此為照”字樣。其七,其他附注事項。文約憑證等,如前約文書、官文、田單推單、擔保文約等。其八,立契時間。表明雙方爭議權益重新界定開始,這與土地買賣契約僅起證示作用不同。其九,立約人、參與人簽字畫押。起到對當事方履約的見證、監督和督促作用。其十,中見人。一般為解紛中發揮作用的半官方的里甲保長、族親老人以及親屬鄰里等。

徽州“息訟合約”文化的發展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

第一,程朱理學誠信和諧理念教化奠定了“息訟合約”文化的思想根基。儒風獨茂的徽州獨有“君子好行禮讓,小人自安耕鑿,恭儉質直,有先民遺風”的文化傳承,注重禮儀誠信道德教化。理學大師程顥、程頤的“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的“誠信為本”理學思想對徽州政治、經濟、學術、文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時,徽州宗族“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和諧思想促使宗族為?;ぷ宀妥迦死?、預防糾紛而訂立了大量保業合約、同心合約等,也為“息訟合約”提供了借鑒。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年始,祁門縣善和里竇山公程新春五大房子孫程錯等先后八次立下禁約和保業文約,將各房葬墳以外的山場“盡行歸眾合業興養”,并呈縣府批照留存,成為法定的“合業興養”族產。萬歷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程錯、程錠等所立的保業文約中載明:“此報本追遠,子孫世世有同心也”。為竇山公后人涉此糾紛提供息訟依據。(《竇山公家議》卷五《山場議》,載周紹泉、趙亞光《竇山公家議校注》,黃山書社,1993,第90—91頁)

第二,徽州宗族的族規家法為“息訟合約”文化提供了制度支撐?!熬圩宥印鋇幕罩葑謐遄翊映討燉硌А襖穹ú蛔愣侶鋇摹胺ǘ取彼枷?,以徽州族規家法規束管理族人?;罩菹縵托沓幸⒃凇鵝ǚ縊桌窠炭肌分賦?,“于以風文公道學之邦,有不為歧路迷惑者,其教澤入人深哉”。為教育族人,許多徽州宗族定期在祠堂宣講族規家法,將罰則寫入農事生產和商賈活動各類契約中,山林“水口”、河流環境?;ず橢衛淼取胺飩顯肌貝蠖嘁昧說鋇刈騫婕曳ㄎ諶?,為調處各類糾紛“息訟合約”提供是非判定依據?!盾菸饈霞業洹吩兀骸疤宄?、房長率弟子以家法從事?!薄緞擄渤淌香刈逄豕妗分謝構娑ǎ骸安恍⒉惶菡?,眾執于祠,切責之,痛責之”。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祁門縣考祥堂、光啟堂、兆瀛堂等族人為土名“沙坡”地種植蓄養楊柳雜木被盜砍事宜訂立文約,言明“合三堂人等仗議同心,毋得私伐,照依禁約演戲?!保ㄇ邇∈昶蠲畔乜枷樘玫攘⒁楹銜腦?,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藏)

第三,徽州宗族和村居獨立封閉性所形成熟人社會關系成為孵化催生徽州“息訟合約”文化重要因素?!跋⑺蝦顯肌蔽幕聳蘢騫婕曳ü嬤破納?,還離不開宗族血緣宗親關系的影響。在“重宗義,講世好,上下六親之疏,無不井然有序”的宗親血脈關系影響下,徽州鄉賢里老處理民間糾紛時把求和息訟放在首位,調解“和息”后,恐“口說無憑”又通過訂立“息訴合約”確?!昂拖ⅰ奔德男?,使“一脈相承”的宗族秩序管理和族人教化得以鞏固。明天順三年(1459年),祁門縣鄭德寬與鄭思廣為祖塋地被侵占發生糾紛,鄭思廣狀告縣衙,知縣批至族長里老現場勘查,鄭氏一族覺得這有違宗族先祖名聲,在宗親、鄰里等16人的見證調停下,鄭德寬與鄭思廣訂立?;ぷ娣叵⑺銜腦?,并言明:“如違,?;ㄒ?0兩入官公用”。

第四,徽州商幫的崛起成為反哺徽州合約文化興盛的動力。明中葉以后,徽商在“敦睦桑梓,聲應氣求”,結成“合志同才,營道同術”的商幫中,訂立大量聯合協作、經營交易的民間契約文書,大到大宗地產交易、商貿交易,小到借字、認契,“民間執業,全以契據為憑”之風盛行。這不僅為徽州各類合約提供參照,而且通過徽商商幫的經濟支撐,鄉村治理中契約文化蓬勃發展,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息訟合約”規范和普及。

在徽州鄉村治理逐漸形成依靠“約”和“法”文化習俗的濃厚氛圍中,“息訟合約”不僅作為呈報縣衙結案的依據,而且合約中所增加的“罰責”也成為宗族內教化管束族人、教化民眾的“清規戒律”。正如清乾隆年寧遠知縣汪輝祖在其《佐治藥言·息訟》中所言:“詞訟之應審者,什無四五。其里鄰口角,骨肉參商,細故不過一時競氣,冒昧啟訟,否則有不肖之人,從中播弄,果能審理,平情明切,譬曉其人,類能悔悟,皆可隨時消釋,間有難理,后親鄰調處,吁請息銷者,兩造既歸輯睦,官府當予矜全,可息便息,寧人之道,斷不可執持成見,必使終訟,傷同黨之和,以飽差房之欲?!?/p>

徽州訟事“息訟合約”作用特點和影響

其一,“息訟合約”運用廣泛、種類繁多。主要涉及田土林木糾紛、主佃糾紛和墳葬糾紛、買賣糾紛、借貸、抵押、租佃析產以及繼承典當糾紛等。其中圍繞田土、山林和祖塋等發生的糾紛居多,這與當地田土“大買”“小買”交易習慣密切相關。

明中后期,徽州人土地買賣交易中,實行“大小買”制,“小買”指只買地皮,不買地骨;“大買”指既買地皮,也買地骨;至于大小買,屬于絕賣或杜賣。由此“一地兩賣”糾紛現象頻繁。明徽州學宦程敏政在其《篁墩文集》中寫道:“夫徽州之訟雖曰繁,然爭之大要有三,曰田,曰墳,曰繼?!蓖蚶鍍蠲畔刂盡芬嗉竊兀骸懊袼隙嗌僥?、墳塋、嗣繼”?;罩蕁吧僥盡薄胺剴恪薄八眉獺本婪?,成為明初里長老人調處的主要對象,即便是“嗣繼”糾紛,也常由宗親長老按族規家法調停?!安還肽?,繼之類耳。夫產者,世業之所守;墓者,先體之所藏,繼者家法所倚?!保鞒堂粽扼蚨瘴募肪砣濉緞頡し釧駝毆位罩莞頡罰┱餼臀跋⑺稀貝死嗑婪字小凹曳ㄋ小碧岢雋艘?。崇禎六年(1633年)休寧朱朋與朱壽等圍繞鄰接的祖塋地界發生糾紛,告至官府。知縣令典史拘審,經里約、親族進行調停,在中見里約親鄰陳德明等參與下,確定邊界,平息糾紛,雙方訂立合息契約。

其二,“息訟合約”內容形式多樣。明清時期徽州,民間解紛功能在民間糾紛各個演變環節中通過合約發揮著不同作用,形成一個相互銜接聯系而形式多樣的解紛模式?;罩萆蕉嗵鍔?、地狹人眾,圍繞土地、山林和祖塋等資源產生的紛爭較多,人們為了?;せ肪匙試春妥謐謇?,常常通過訂立“封禁合約”來威懾違禁者,預防糾紛。但對生齒日繁的徽州宗族來說,違反封禁合約事件常有發生,一旦發生此類事件,合約事主一般會照禁處?;蚓咔楦婀?。但在犯禁者竭力求情、甘服認罰尤其是鄉親族親直接勸諭的情況下,這些糾紛通常采用讓犯禁者立下甘服合約的方式來解決。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祁門人王小法與他人夜盜上店大杉木兩根又夜盜東陽熟大杉木兩根,被家主發現欲送官究處。王小法自知罪大,“懇中寬容。蒙家主姑念頑蠢無知,令身賠償木價,照禁罰戲,自愿甘服。今后不敢再犯,倘有如前等情,聽自家主鳴官治罪,至死無怨。今恐無憑,立此甘服約存照?!保ā扒宕罩蕕拿裎屎顯加胂绱逯衛懟?,鄭小春,《安徽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1月第33卷第1期第116頁)一旦告官訴訟不可避免,徽州族人又常?;岵捎枚┝⑺咚蝦顯嫉姆絞嚼疵魅芬恍┚嚀宓牟嗡鮮孿?,確保訴訟的順利進行。訴訟合約的內容主要包括合約人、參訟事由、訴訟出身和經手之人、訟費的分派收取和管理以及相關的強制性規定等。明清時期,徽州康氏宗族對于宗族祖塋地屢屢被侵犯而告官訴訟合約中規定:執匿錢文不出者與出身之人徇私肥己者,“立即逐出祠外,永遠不得入祠”。進入訴訟后,當事者往往求助鄉鄰友朋、族親等人居間調解達成息訟合約,也可通過官方差役以及鄉約、保甲的參與撮合,通過一紙合約來均衡彼此利益達成“共識”,息訟止爭。

由此看來,整個紛爭處理中,除了告官呈訴有官府參與,其他“封禁弭患”“甘服和息”與“調處和息”三個過程各自發揮著定分止爭的作用,形成了固定模式?!跋⑺蝦顯肌閉且覽滌謖庵置竇渚婪自し來χ玫鈉淥顯冀夥墜δ?,才最終顯示其功能效果。

息訟調解中,由于“違禁”或違約侵權“甘愿受?!奔芭獬ニ鶚諶菪問講煌?,使“息訟合約”調處方式內容不同。從“封禁合約”?;ぷ試椿肪炒朧┛?,徽州各地的表現各異。就封山育林而言,祁門縣采用的多為演戲封禁,而休寧縣則通常采用殺豬封禁。目的就是制造封禁聲勢,做到家喻戶曉。在具體責罰和處理措施上,山林之類以罰銀為主?!肚逋謂鶚戲飩匠」嬖肌芳垂娑ǎ骸氨炯夷諭餿說?,不得入山侵害,如違罰銀肆兩;長養內人名侵害者,定行倍罰;長養徇私不報者,察出倍罰?!狽氐?、水口之類的封禁合約懲罰主要是驅逐出祠以及罰戲等方式。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六月,凌務本、康協和對水口封禁時就規定:“自后家外人等毋許入洲竊取稅州(洲)地,毋許鋤種,如違罰戲壹臺?!碧熱舴附呤亞坎環?、冥頑不化,則采取“鳴官處治”的方式來解決。封禁儀式的費用以及發生糾紛特別是訴訟時費用的分擔方面。宗族多采用按丁或門房派分的辦法。而山林、魚塘等多采用在合約事主按股分攤的辦法。(同前,第114頁)

封禁合約實施中還分為一般封禁和特別封禁。一般封禁合約主要是宗族內部私下簽訂的聯合規約,其效力等同于宗族內部制定的族規家法。特殊封禁合約則是為了減少鄰里糾紛、維護鄉村的社會秩序,在當地宗族的申請下,官府頒發嚴禁告示并予以勒令,借此聯合宗族強化社會控制。雍正九年(1731年)九月三十日,康、凌二姓向祁門官府申請加禁,在調查核實之后,于當地頒行《嚴禁強捕河魚告示》“倘后遇不法鴨船入境強捕河魚者,許即立拿赴縣,以憑大法究處,各宜凜遵毋違”。(清雍正九年九月祁門縣康兼伯等稟嚴禁強捕版潭河河魚告示,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藏)這顯示出地方官府與徽州宗族聯手對鄉村社會進行“協調共治”的作用?!跋⑺蝦顯肌倍暈ソ叩鞔σ萆鮮霾煌T蚪脅煌χ猛瓜閱諶菪問礁饕?。

其三,“息訟合約”參與者眾多。除了當事人個人外,還有堂會、文會鄉約等組織,在糾紛調解處理中參與人龐雜,不僅有府衙差役、而且還有里老、約保、親族和中見人等。

從明清徽州相關文書的內容看,“息訟合約”大多于“三面議定”的情境下訂立。合約中有關“中證者”的稱謂也不一。如“中人、見人、中見人、同見人、遇見人、憑中、居間”等等。一般在事主之間斡旋說合立契者稱為“原中”。其他臨時請來參與見證者稱為“散中”。比如土地買賣糾紛調處中,這些“中人”在契約訂立和息訟中功能作用有三個方面:一是簽約之先,憑中說合。如賣主在尋求合適買主時,藉助中人為中介,說合買賣。二是憑中立契。如中人在對出賣地權的勘查、確認、議價、立契、交割等方面發揮協調、證信功能作用。其以“三面議定”不可或缺的重要介入者參與契約簽訂的全過程,并在契約中作署押,承擔相應的連帶責任。三是監督契約實施以及對于當事人雙方可能產生的爭執與沖突,中人發揮“憑中驗契”“托中查處”等調解作用。甚至因地權糾紛訐告至縣。縣主亦“委中以情勸諭”?;罩萜蠲哦即迕癯攣瀟躋蛩嬌成寄?,自愿在中人王惟恭“憑中處明”下訂立“罰契”言明“如違甘罰白銀十五兩公用”并“立此合同為照”。

其四,“息訟合約”中“罰則”承擔形式多樣。對違約責任的承擔主要表現以下幾種方式:一是罰銀。如“如悔者甘罰白銀五兩公用,仍依此文為準?!倍歉孀寤蚋婀??!叭粑?,則訐告至縣”。三是神咒和盟誓。藉助祖先神靈的無形力量制約族人的違約觀念。如乾隆二年(1737年)徽州汪維轃、汪天龍叔侄之間因田土之爭訐告至縣,其族長、族眾不忍坐視并出面調處,叔侄于“縣城隍廟對神一一理楚”而化解了彼此糾紛。后縣主亦以“準依眾議”而了結此案。四是鳴鑼罰戲。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祁門三四都汪凌黃胡等姓所立禁約中即有“自今以后一無敢犯,如有犯,出公議罰戲一臺,仍依此文為準”之規定。

總之,明清時期徽州“息訟合約”文化在古徽州鄉村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對于當下我國構建將非訴解決糾紛機制挺在前面的“德治、自治和法治”三位一體治理機制,或許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作者單位:安徽省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責任編輯:楊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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