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事重復起訴規制的特點
稿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發布時間:2019-09-26 15:39:11

蔣 瑋   

民事重復起訴規制的依據

普通法淵源——終止訴訟抗辯

所謂終止訴訟抗辯(Plea in Abatement),是指被告針對原告的訴求或指控,提出某種可阻礙訴訟繼續進行的事項,從而使訴訟程序終止。而可阻礙訴訟繼續進行的事項就包含前訴正在系屬。在美國殖民地時期,如果前訴法院為外國法院,則后訴被告不得以前訴正在系屬為由在后訴中提出終止訴訟抗辯。

依據現代規則,在民事訴訟中即使出現了當事人結婚、死亡及破產等事項,但如若訴因仍然存在,則程序不會被終止。后訴被告提出前訴系屬抗辯的依據在于相同當事人基于相同訴因獲得某一法院的管轄且正在審理。

聯邦第七巡回法庭對終止訴訟抗辯的理解為:“推翻或摧毀一個正在系屬的訴訟……該訴訟打敗了目前正在進行的另一訴訟,但是這并不妨礙原告以更好的方式開始訴訟?!背酥?,“Plea in Abatement”還被定義為“僅僅暫?;蟯瞥佟彼咚系慕?,得克薩斯州的判例法印證了這一含義:使用“Abatement”來描述由于原告未能在起訴前提供書面通知而導致的60日之訴訟暫停。

可見,“Abatement”兼具終止訴訟和暫停訴訟之義,對此,南卡羅萊納州的一則判例解釋了這種不一致的原因:“‘Abatement’在普通法和衡平法上的效果明顯不同。在衡平法院的意義上,‘Abatement’僅僅意味著因要求適當的當事人進行訴訟,而對該訴訟所有程序的暫停。在普通法上,對一則訴訟提起‘Abatement’將造成其絕對地終結?!貝撕?,終止訴訟抗辯的制度被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以及各州的程序規則所廢除,但是因前訴系屬而提出終止訴訟抗辯的基本原理在司法上得以確立并繼續發揮著法律效力。

近現代的進一步發展

與大陸法系國家日本對禁止重復起訴原則有明確的民事訴訟法規定不同,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以及聯邦議會制定法對此并沒有作出直接規定。也即從法源的視角來看,美國禁止重復起訴原則在聯邦與各州的諸多判例法之間并沒有明確的先后順序。

有學者指出,美國法院對重復起訴進行救濟時依據的是一些相互沖突的原則和司法政策,如尊重原告選擇的法院、前訴優先原則、不愿駁回具有恰當管轄權和審判地的訴訟、避免司法資源浪費、方便各方當事人訴訟、尊重對法院與政府之間關系所作出的協調以及在州——聯邦沖突中的聯邦主義等。

從近期的判例以及學者研究的主要側重來看,禁止重復起訴大多側重討論復雜訴訟,與關聯訴訟(多人訴訟、集團訴訟等)相關的集團性案件管理存在密切聯系,主要指導思想為高效審理和無矛盾裁判。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國共有51個法域(包括50個獨立的州司法系統以及聯邦司法系統),因而其重復起訴的情形包括以下兩種類型:第一,同一法域的重復起訴,包括州內多個法院中的多個訴訟系屬和聯邦法院系統中的多個訴訟系屬;第二,不同法域的重復起訴,包括不同州之間法院的多個訴訟系屬和州法院與聯邦法院之間的多個訴訟系屬。

美國民訴學理并沒有將重復起訴局限于一種特殊的病理現象中,而是同時在探索訴訟相互關聯時的合并、調整、處理等新的機制。美國學者將重復起訴區分為反復型訴訟和對抗型訴訟,并綜合考量具體案件中當事人的各種利益。其中反復型訴訟為前訴原告提出,而對抗型訴訟則為前訴被告對前訴原告提出。而對于不同的重復起訴類型,在規制的措施上也存在一定的差異。

正因為如此,美國的重復起訴禁止論輻射范圍非常廣,不僅包含受訴法院的具體事件處理,也囊括了法院間的協作推進及與律師間協作機制的構建等等。申言之,在美國語境下,如何分配有限的司法資源(法官、法院工作人員、律師等司法人員配置、國民稅收負擔的司法預算,分割特定訴訟的時間和機會成本等)才是中心思想,也即作為制度運行者的國家其責任在于禁止重復起訴實踐中的高效運作。其中因審判地所造成的差異對案件審理的影響較大,所以對前訴優先原則的適用也趨于相對化。

影響重復起訴規制的相關理論

多數當事人訴訟及其合并理論。在美國,以環境訴訟、公民權訴訟、集團侵權行為訴訟等為中心的多數當事人相關聯的集團訴訟較為鮮明。雖然集團訴訟的增加,是將法院綜合性時間管理的視角納入進了重復起訴禁止論構建中的重要原因,但其并不是討論重復起訴禁止論的唯一焦點。傳統重復起訴禁止論僅局限于同一當事人之間,也有必要從綜合性事件管理角度分析。

與此同時,學界和實務界倡導的民事重復起訴規制中,前訴優先規則的靈活性和前后兩訴的協調化操作都可以借鑒綜合性事件管理的視角,僅僅關注后訴的處理不再是新型的、唯一的模式。

伊利原則。美國于1938年制定了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之后,自此全美在民事程序法上逐步趨同。但實體法上,州法院的法律適用仍存在較大差異,即使在同一法域內也可能會出現因法院所在地不同而實體法適用不同的現象?;詿?,在對抗型訴訟中,管轄就會成為區分勝負的重要因素。

在異籍案件當中,通?;岢魷至街址裳≡竦奈侍猓漢嵯蚍裳≡裼胱菹蚍裳≡?。就前者而言,對于合同案件,常用的選擇方法是適用當事人締結合同的州的法律,也可以依據當事人訂立的法律選擇條款確定。對于侵權案件,常見的選擇方法是適用損害發生地的法律。就后者而言,則屬于伊利原則的范疇。

伊利原則的起點是《裁判規則法》,也即之后的《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52條,該法律表明,除適用聯邦法的場合外,聯邦法院必須將州法作為民事案件的裁判規則適用。

然而,在1842年的斯威夫特訴泰森案(Swift v. Tyson)中,聯邦最高法院卻依據“僅有一個真正的普通法”的理念得出結論:聯邦法院沒有必要在所有的異籍案件中均適用州法,并在伊利案做出前保持了接近一個世紀的效力。這一判決的作出,實際上造成了對縱向選擇法院的某種“激勵”。

1938年,聯邦最高法院在伊利案(Erie Railroad Co. v. Tompkins)中,以斯威夫特案違憲剝奪授予州的權力為由將其推翻,認定聯邦法院在異籍案件中必須適用州的法律(包括普通法)作為判決的規則,也即必須適用州的實體法。

民事重復起訴規制的多樣化方式

法院為了避免前后訴重復處理和矛盾裁判,對當事人的重復起訴最一般、最直接的做法無疑是直接駁回后訴。雖然法域不同,即使沒有前訴系屬中抗辯等要件,例如在反復型重復起訴中存在前訴系屬抗辯情況時,法院會因原、被告達成前訴判決確定后才可另訴的合意,確立相應的中間判決。

除此之外,還存在以下其他處理方式:第一,前訴終結前,停止后訴訴訟程序;第二,前、后訴合并;第三,后訴移送至相應法院;第四,下達禁止令。當然,還有一種較為消極的處理方式,也即無視重復起訴,前后訴法院分別繼續審理。

法院針對前訴系屬抗辯的處理方式具體表現為:在多個法域中,當事人、訴訟原因與前訴相同的后訴中,如有必要,法院會依據裁量將程序合并審理。在這些法域中,前、后訴間爭點的共通性和當事人的同一性并不強時,法院同樣會采取程序合并以此代替直接駁回后訴。而在前后訴中某一訴的判決未確定之重復訴訟以及前訴判決已確立而生既判力的情況時,有的判例也并沒有遵循前述處理方式,認為并非遵照同一標準。在判例中,前訴系屬抗辯的成立也并不比既判力適用的標準更嚴格,而應盡量合并兩訴。

綜上所述,法院利用多種方式恰當處理重復起訴的權限,被視為是法院與生俱來的訴訟程序運行管理權限,并非一定要通過法律制定尋求具體的根據。該程序運行管理權限是將普通法自古以來防止當事人濫用程序的消極功能,擴充為法院通過發揮主體積極管理功能以達到程序運作的高效性?;詬沒δ?,法院針對重復起訴發揮程序管理權限時,并不一定要等待當事人提起前訴系屬抗辯,而更應該沖破傳統的前訴系屬抗辯桎梏,采取更廣泛的、靈活的處理方式。

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無論對當事人重復起訴的性質持何種立場,從重復起訴規制的方法體系來看,均指向了對當事人訴權的限制,區別僅僅在于限制的程度大小而已。在美國對抗制的訴訟傳統下,當事人具有主導和推進訴訟的關鍵性作用,被告可通過一系列訴訟抗辯事項與原告展開充分的攻擊防御,甚至對于既判力(請求排除和爭點排除規則)、訴訟系屬等妨訴抗辯事項也完全需要被告主張,而法官不會主動援引適用,因為他們還具有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傳統進行有效的機制保障,以避免矛盾裁判,至于是否對當事人造成訴訟上的滋擾,仍然交由當事人自行決斷。

從這一點上來看,美國首先是在當事人程序權利機制的前提出發理解和認識重復起訴規制,是對當事人之間訴權乃至訴訟權利的再均衡,至于對法院權力行使的考量則放在了次位。從這一邏輯出發,由于程序權利的范圍十分廣泛,那么重復起訴識別范圍亦隨之變得較為寬泛。而由于首先是從權利的視角認識重復起訴,所以對于規制方法采取了較為多元的立場,駁回起訴這種絕對的限制方法在很多場合下并非法官的首選。

從美國重復起訴規制理論及其制度實踐來看,其實現了在兩造當事人之間、當事人與法院之間、當事人與社會公益之間的利益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其對當事人訴權進行的限制仍然是從權利本位出發,更重要的是在限制訴權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其他權利擴大行使的可能性與空間,與糾紛的一次性解決理念、訴訟經濟的價值取向以及相關的訴訟制度安排實現了有效的對接。

(作者單位:甘肅政法大學)

(責任編輯:楊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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