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規制源自網絡空間的黑惡犯罪
稿件來源:檢察日報
發布時間:2019-09-27 15:12:35

作者:郭莉  

當前,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正處在從全面推開向縱深推進的發展轉換階段,中央政法委提出要有針對性地延伸打擊鋒芒,其中之一是加大對網絡領域黑惡勢力的打擊力度。然而,一方面,由于技術門檻的降低,網絡黑灰色產業鏈的組織越來越容易,網絡空間面臨失衡失序的危險;另一方面,關于網絡黑惡勢力犯罪的構成及特征,實務中仍存在認識不一、共識不足的情況。為有效掃除網絡空間黑惡犯罪,針對網絡黑惡勢力的特點靶向發力,需樹立新的應對思維和治理策略。

9月11日,由國家檢察官學院、中國犯罪學學會主辦的“法·善”沙龍之影響力案件(第三期)在京舉行,來自中央網信辦、最高人民檢察院、部分高校的專家、學者和實務人員40余人,聚焦網絡空間黑惡犯罪的監管打擊、法律規制、治理路徑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和交流。

網絡空間黑惡犯罪的特點形態

國家檢察官學院副教授岳向陽指出,掃黑除惡專項行動開始以前,網絡水軍和黑公關就已十分活躍。網絡犯罪自身具有的低成本、高收益、快傳播、強隱蔽的特性導致其日益泛化,并動輒以線上黑惡勢力的行徑,挑戰法律權威,劫持公眾輿論,影響社會穩定。2018年“兩高兩部”聯合印發的《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把網上黑惡勢力明確列為打擊的重點領域之一,這是對網絡黑惡亂象的有力回應。網絡空間的掃黑除惡應在維護國家主權、完善社會公共治理的使命意義上展開。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檢察官曹紅虹指出,當前,網絡空間黑惡犯罪主要表現為雇用水軍惡意誹謗、黑公關和網絡套路貸。具體形態有三類:一是利用信息網絡發布、刪除負面或虛假信息,侮辱、誹謗、滋擾他人。二是利用信息網絡威脅他人,強迫交易。三是利用信息網絡威脅要挾他人,索取公私財物。網絡黑惡勢力犯罪具有遠程化、團伙化、分工明確、跨區域性、受害人眾多及涉案金額巨大等特征。

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劉徐州認為,非法網絡公關的興起有多重社會文化背景,從傳播技術的演進歷程看,其本質在于通過觀點競爭、利益博弈和思想斗爭,實現對話語權的非法代理。網絡黑公關利用信息不對稱,散布虛假信息和別有用心的言論誤導網民,在虛擬空間更大范圍地聚合有利于他們的認知、態度、情感、意見與行為,進行話題炒作、管理營銷、目標攻擊,這種基于團體利益和個人目的的網絡行為不但強化了網民的負面認知,激化了群眾的觀點和意志,更異化了群體協商的氛圍,污染公共空間環境,增加社會媒介化風險。

網絡空間黑惡犯罪的打擊難點

江蘇省鹽城市大豐區檢察院檢察官陳磊介紹了其所辦理的一起“網絡水軍”有償發帖案的案發經過、關鍵事實和核心爭議,指出此類案件的偵辦,在確定主觀明知、核查虛假信息、核算交易金額、提取電子證據、跨區域協作辦案等方面均面臨極大的困難,大量消耗有限的司法資源,亟須在理論和操作層面加強指導。

中央網信辦網絡評論工作局彭鋒認為,應當區分“黑惡犯罪的網絡化”和“網絡化的黑惡犯罪”這樣兩個概念,前者是指黑惡勢力利用網絡實施傳統犯罪,后者則指在網絡生態環境下滋生的黑惡犯罪。司法機關對網絡化的黑惡犯罪取證難、立案難、懲處難。同時,網絡化的黑惡犯罪往往摻雜錯誤的社會意識,通過網絡聚集成勢,彼此之間的弱關聯導致在認定黑惡犯罪時如何甄別行為主體也是法律適用的難題。

曹紅虹指出,就司法實務而言,當前辦理網絡涉黑惡案件的難點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完全發生于網絡空間的滋擾、敲詐、侮辱、誹謗等行為能否認定為黑惡犯罪?它與線下的黑惡犯罪有何區別?二是網絡黑惡犯罪的危害性特征和行為特征較難認定。三是套用常規辦案模式辦理網絡黑惡犯罪存在掣肘。四是傳統的證據標準和證明標準有時會對打擊網絡黑惡犯罪形成束縛。

網絡空間黑惡犯罪的法律規制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認為,雖然網絡黑惡犯罪有著與線下黑惡犯罪不同的特點,但兩者之間共性大于個性,互聯網再大也大不過法網。應立足共性,探尋本源,破解司法認定中的疑難問題:將“應知而不知”納入“明知”的認定,造成較大持續性心理傷痛的軟暴力應屬暴力,立足新聞事實的標準檢驗信息的真偽性,以舉證責任倒置破解證明難題等。通過引入懲罰性賠償、強化行政義務、完善刑事立法、啟動失信懲戒,全方位、立體化地構筑規制網絡黑惡犯罪的民事、行政、刑事、信用四大責任體系。另外,應借鑒美國長臂管轄原則,拓展網絡犯罪的屬人管轄權。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盧建平認為,軟暴力概念的出現和保安處分制裁方法的嵌入導致刑法的內在逐步軟化,刑法的面孔由無比生硬變為軟硬兼施,與之相應,刑法的調整范圍也在不斷擴張。盡管如此,現有的刑法理論在應對傳統犯罪的異化時仍顯得力不從心,出現評價不足的一面。在新時代背景下,應更新理念和思維,重點考察網絡黑惡犯罪的組織形態和行為方式,與線下相比,對人數龐大的網絡聚合體,更應大膽認定黑惡犯罪,同時通過準確適用敲詐勒索、強迫交易、尋釁滋事等罪名,充分評價其行為特質,最終實現有力打擊。

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時延安認為,掃除網絡黑惡犯罪的前提是厘清網絡黑惡犯罪的定義,黑惡犯罪的核心是“控制”,網絡黑惡犯罪的實質就是線下黑惡犯罪在線上的運作,對于黑惡犯罪的稱謂還是應該回歸到“有組織犯罪”的表述上來。現有的共犯理論無力應對網絡黑惡犯罪的復雜組織關系,對此,應借助英美法系中“犯罪協作”的概念,適當降低共犯從屬性的解釋要求,從而解決網絡黑惡犯罪中不同角色的可罰性問題。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皮勇明確了軟暴力的認定,他指出,軟暴力與硬暴力在法益侵害方面具有同質性,從根本上看都是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重大的人身財產或其他權利,因此完全可以將軟暴力納入暴力的范疇。認定軟暴力時應立存數據思維,將獲取個人信息、生活圈子信息作為行為樣態,并結合持續時間、危害后果等綜合考量。不過,盡管可以利用解釋論解決問題,但更妥善的辦法是通過立法明確軟暴力的定性。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戴士劍指出,網絡的普及帶來便捷與安全的沖突,同時也引發管理國家的低成本與治理社會的高成本、實施犯罪的高收益和打擊犯罪的低效益之間的割裂與背反。評價網絡黑惡勢力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時,不能拘泥于點擊數、轉發數、控制的臺數、非法所得等定量論罪的思維,還要考慮對被害方的損害和技術的可操作性。目前網絡黑惡犯罪大多是結果犯,由此帶來與技術偵查之間的緊張關系,建議未來修法時就部分犯罪改采行為犯的立法模式。另外,應盡快統一網絡犯罪個罪的定性定量標準。

網絡空間黑惡犯罪的綜合治理

彭鋒認為,網絡黑惡犯罪的規制需要重點把握四對關系:一是集體與個人的關系,不能因網絡主體的弱關聯導致法律對符合網絡特征的集體犯罪的失范。二是境內與境外的關系,打擊網絡犯罪要注意國際法與國內法相配合,要充分考慮境外犯罪主體在境內網上實施的犯罪行為。三是主力軍與主戰場的關系。司法人員的主力軍應盡快進入互聯網這一遏制網絡犯罪的主戰場。四是前沿與底線的關系。法律的完善需要跟進網絡意識形態斗爭最前沿形勢,遵循司法經驗也應照顧民眾情緒。

劉俊海認為,監管和市場的雙重失靈,導致失信收益高于失信成本、守信成本高于守信收益、維權成本高于維權收益,這也正是網絡犯罪亂象的根源。對此,應從五個方面建立多層次的網絡生態治理體系:一是提高商務信息、政務信息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保證其內容準確、完整、即時、易得和易解。二是加強網絡倫理建設,樹立證據意識、規則意識和包容意識。三是強化網絡平臺的自律監管,實行自律監管和行業監管“兩輪齊驅”。四是提升監管效能,鑄造監管合力。五是優化營商環境與?;は顏吆戲ㄈㄒ嬗謝岷?。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德良認為,網絡犯罪的治理應與網絡自身的屬性相契合,網絡空間具有信息傳播的失控性和平臺中介性兩大特征。治理網絡犯罪應遵守國際通例,賦予網絡服務提供商技術過濾違法信息的責任,立法時也應遵守技術的客觀規律。

時延安認為,網絡黑惡犯罪的規制應著重考慮四個方面,即控制網絡貨幣的恣意流通、加強公民個人信息?;?、加大技術創新審核和切斷網絡黑灰產的資金流。

皮勇指出,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和結果導向主義都決定了完全借助刑法打擊網絡黑惡犯罪具有較大的局限性,特別是罪刑法定和正當法治原則導致刑法無法突破文本框架。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治理政策,對網絡黑惡犯罪的規制應堅持七分治理、三分打擊的策略,這也是對《指導意見》“打早”“打小”“打傘”要求及營造有利外部環境的貫徹和落地。

劉徐州重點闡述了網絡黑公關的治理,他認為,當前對非法網絡公關的治理呈現出多元協同的態勢,可歸納為回應式治理、集中式治理和參與式治理。現行法律對黑公關的懲治力度不足,導致犯罪成本低,規范之間銜接不暢,不能恰當區分合理批評與惡意誹謗,而非法經營罪和尋釁滋事罪的擴張性適用也容易模糊類似行為在定罪量刑方面的細節區分,對不同類型的黑公關需要從更專業的角度具體分析,否則無法清晰邊界,也失去警示效果。

國家檢察官學院院長、中國犯罪學學會會長黃河認為,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已進入轉段期,將打擊的目標對準蟄伏很深的網絡黑惡勢力,既合乎“深挖根治”的本義,也極具現實指向性。對網絡空間黑惡犯罪的研究應重點落在“三態”上:一是網絡空間黑惡犯罪的樣態,即網絡黑惡犯罪有什么情況、什么特點。二是網絡空間黑惡犯罪的生態,即其產生滋長的環境。三是治理網絡空間黑惡犯罪的心態,即在何種刑事政策和法律理念的指導下實現精準打擊和有效治理。

(作者為國家檢察官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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